第二章 论个人的性格中影响他人幸福的那一面

引言

每个人的性格，就它能够影响他人幸福的那一面而言，必定是由于它具有伤害或施惠于他人的倾向才会产生这影响的。

在公正的旁观者眼中，对企图或实际犯下不义表示适当的愤怒，是我们唯一可以对他人的幸福做出任何伤害或扰乱的正当动机。伤害或扰乱他人幸福，如果是出于其他任何动机，那它本身就是违背正义的行为，自应运用社会强制力予以遏止与惩罚。每一个国家或联邦的智慧，都尽其所能地力图运用社会强制力，在服从其权威的人民当中遏阻他们彼此伤害或扰乱彼此的幸福。它为了这个目的所确立的那些规则，构成每一个国家或联邦的民法和刑法。那些规则实际或应该建立在哪些原则基础上，是某一门特别的学问探讨的主题，这门学问显然是所有学科中最为重要的，但在此之前，也许是最少被钻研讲习的，这门学问叫做自然法理学。关于这门学问，我在此不想进行任何深入的探讨，因为那不属于本书的主题范围[10]。把绝不在任何方面伤害或扰乱我们的每一位同胞的幸福，甚至在没有任何法律保护得了他的那些场合也一样，当作神圣的宗教信仰给予尊重，这样的胸怀，是完全纯洁公正者的性格构成要素。这种性格，当发展到某一细腻关怀的层次时，本身总是很值得尊敬，甚至显得庄严神圣，而且几乎不可能没有其他许多美德相伴，包括对他人富有同情心，富有慈悲亲切之心，以及富有乐善好施之心。这是什么样的性格，大家都已充分明了，不需要多加说明。在这一章里，我将只努力说明，自然女神为我们的善行分配，或者说，为我们非常有限的行善能力的运用与方向，似乎已经规划好的那种先后轻重的顺序，究竟建立在什么基础上：首先说明自然女神依何种先后顺序把哪些个人托付给我们关怀照顾；接着说明自然女神依何种先后顺序把哪些社会团体托付给我们帮助。

我们将发现，在其他每一方面指导她如何作为的那一种正确的智慧，也同样在这方面指导她的推荐顺序。她的那些推荐，或强或弱的程度，总是和我们的善行究竟有多少必要性，或者说，和我们的善行实际会有多少帮助成正比。

第一节 论自然女神按何种顺序把哪些个人托付给我们照顾

就像斯多葛派哲学家们(the Stoics)常说的那样，每一个人都被自然女神首先且主要托付给他自己照顾；每一个人无疑在每一方面都更适合也更有能力照顾他自己，甚于照顾其他任何人。每一个人都更显著地感觉到他自己的快乐与痛苦，甚于感觉到他人的快乐与痛苦。前一种感觉是原始的感觉；后一种感觉，则是通过深思或同情那些原始的感觉而衍生出来的印象。前者可以被视为本体，而后者则是这本体的影子。

在他自己之后，他自己的家庭成员，那些通常和他生活在同一屋子里的人，包括他的父母、他的小孩、他的兄弟姐妹，自然是他最温暖的情感对象。他们自然是，而且通常也是，他的作为对他们是否幸福必定最有影响的那些人。他比较习惯和他们产生同感共鸣。他比较知道每一件事情可能让他们有什么样的感受，他对他们的同情，比他对其他绝大部分人可能会有的同情更为正确与坚决。简单地说，他对他们的同情，比较接近他对自身处境的感觉。

而且，每个人的这种同情心，以及各种依存于这种同情心的亲情，也被自然女神更强烈地导向他的小孩，甚于导向他的父母。他对前者的温柔慈爱，似乎通常是一种比他对后者的尊敬与感激更有活力的原始性能。我们在前面曾经指出[11]，就自然的事理而言，小孩子的生存，在他刚来到这世界之后的某段时日里，完全仰赖父母的照料，但是，父母的生存并不必然仰赖子女的照料。在自然女神的眼中，一个小孩子，似乎是一个比老年人更为重要的对象，能唤起远为强烈，同时也远为广泛的同情。它应当唤起这样的同情。小孩子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或至少是希望无穷的。但是，就普通情形来说，在日薄西山的老年人身上，是没有什么可以被期待或指望的。童稚的柔弱，即使对残忍冷酷的人来说，也会触动他们的恻隐之心。然而，老年的羸弱，只有对正直与慈悲的人来说，才不会是蔑视与厌恶的对象。就普通情形来说，死了一个老年人，不会有什么人深感痛惜。但是，死了一个小孩子，很少不会有某个人为之心碎。

最早的人生友谊，在心灵最容易感受到友情时自然结交的友谊，是兄弟姐妹之间的那种友谊。当他们还留在同一家庭时，他们的心意相通、和睦共处，是家庭平静与幸福的必要条件。他们能够给彼此带来的快乐或痛苦，比他们能够给其他绝大部分人带来的还要多。他们的处境，使他们互相的体谅与同情，对他们的共同幸福极端重要；而由于自然女神的智慧安排，同一处境，使他们不得不彼此和解适应，也使他们彼此之间的体谅同情变得比较习惯常见，因此，也使他们彼此之间的同情变得比较强烈、比较鲜明、比较确定。

兄弟姐妹在各自分开成立他(她)们自己的家庭后，他(她)们的下一辈自然会被继续存在于父母辈之间的友谊联系起来。下一辈之间的情投意合，会给父母辈之间的友谊增添更多愉快的享受；而下一辈之间的倾轧不和，则会扰乱父母辈之间的友谊。然而，由于下一辈很少生活在同一家庭里，所以他们对于彼此的重要性，虽然胜过他们对于其他绝大部分人的重要性，却远远不如兄弟姐妹对于彼此的重要性。他们彼此之间的体谅同情，由于比较没有必要，所以也比较不习惯常见，因此，也就在比例上变得比较微弱。

堂、表兄弟姐妹的儿女们，由于更少联系，对彼此的重要性于是变得更小；当亲属关系越来越疏远时，亲属之间的友情会逐渐减弱、变淡。

所谓亲爱之情(affections)，实际上无非是习惯性的同情。我们关心我们称之为“我们的亲爱感”的那些对象的幸福或痛苦；我们盼望增进他们的幸福，并防止他们受苦。这种关心与盼望，实际上，或者是习惯性的同情感，或者是那种同情感必然会引起的种种感觉。由于亲属们通常被摆放在一些会自然产生习惯性同情的处境中，所以，一般人期待他们之间应该有某一适当程度的亲爱感。我们通常发现事实上的确有这种亲爱感，所以，我们自然期待应该有这种亲爱感。因此，当我们在任何场合发现没有这种亲爱感时，我们会更觉得震惊。于是，确立了这样一条概括性的道德规则：彼此之间有某一程度的亲属关系的人们，总是应该按照某个模样相亲相爱，而如果他们之间的情感关系是另外一种模样，则其中必定有非常不妥当的成分，有时候甚至是某种邪恶的成分。对子女全无温柔慈爱的父母，对父母全无孝顺尊重的子女，会被认为是怪物，不仅是人们憎恶的对象，而且也是人们恐怖的对象。

即使在某个特例中，种种通常会产生那些所谓自然的亲爱之情的情况，也许由于某一意外的缘故而没有出现，然而，对前述那一条概括性道德规则的尊重，往往也会在某一程度内代替那些亲爱之情，并且产生某种虽然和那些亲爱不完全相同但非常相似的感情。[12]一个父亲往往会比较不那么喜爱他的一个小孩，如果由于某一意外的缘故，这个小孩自小便和他分开，直到长大成人才回到他的身边的话。这个父亲对他的这个小孩，往往会比较没有温柔慈爱的感情，而这个小孩对他的父亲，往往也会比较不那么孝顺尊重。兄弟姐妹们，如果分别在相距遥远的地方被养育长大，彼此亲爱的感情也同样会有变淡的倾向。然而，对于守分与正直的人来说，对前述那一条概括性道德规则的尊重，往往会产生某种虽然和那些自然的亲爱绝不相同，不过却非常相似的感情。甚至在他们分开的时候，父子间或兄弟姐妹间也绝非彼此漠不关心。他们全都认为他们应该对彼此付出，也应该从彼此那里获得某种亲爱之情的人；他们天天盼望有朝一日，在某一情境中，享受那种理当早已自然在像他们这样密切相关的人中间形成的友谊。在他们相逢以前，不在身边的儿子或不在身边的兄弟，往往是最受钟爱的儿子或最受钟爱的兄弟。他们从未犯错，或者，他们即使曾经犯错，那也是好久以前的事了，因此，那过错早就被忘记，被当作某种天真无邪、不值得搁在心上的恶作剧。他们听到的每一则关于彼此的故事或评价，如果是由秉性还算敦厚善良的人传达的，总是非常的讨人喜欢，非常的叫人中意。一个不在身边的儿子，或一个不在身边的兄弟，不同于其他平常的儿子或兄弟，而是完美无缺的儿子，或完美无缺的兄弟。对于将来和这样的儿子或兄弟亲切交谈时会有什么样的幸福享受，他们总是怀着最浪漫的希望与想象。当他们相逢时，一开始总是怀着如此强烈的意愿，很想在心中立即孕育出家人的亲爱之情构成的那种习惯性的同情，以至于他们往往幻想他们真的已经怀有那种同情，并且宛如已经怀有那种同情似的彼此对待。然而，时间与经验恐怕常常会使他们的幻想破灭。当他们彼此变得比较熟悉时，他们往往会在对方身上看到种种出乎意料的习惯、气质与性向，而对于这些新发现的习惯、气质与性向，由于他们彼此缺乏长久习惯性的同情，亦即，缺乏真正所谓构成家人的亲情的那种实质要素与基础，他们现在无法从容适应。他们过去从未生活在几乎必然会促成彼此从容适应的处境中，因此，尽管他们现在也许由衷地想要装出彼此从容适应的样子，但他们实际上已经是连这一点也无法做到。他们的日常会话与交往，很快变得比较不是那么让他们彼此觉得愉快，因此，也很快变得比较不是那么频繁。他们也许会继续生活在一起，彼此交换所有绝对必要的帮忙，并且在其他每一场合，彼此表面上也很亲切地问候致意。但是，那种诚挚的心情欢畅，那种甜美的心意相通，那种推心置腹的坦然自在，那种在长期亲密相处的人们的对话交往中自然会有的亲情交融的幸福，他们却很少能够充分享受到。

然而，也只有对守分与正直的人来说，概括性的道德规则才会有这么薄弱的权威。对浪荡挥霍和虚荣自负的人来说，概括性的道德规则，完全被置之度外。他们是这么的不尊重它，以至很少谈到它，除非拿来当作最下流的嘲笑对象。这种自小长期的分隔，一定会使他们彼此百分之百彻底疏远。就这种人来说，对概括性道德规则的尊重，顶多只会产生某种冷淡、假装的礼让殷勤(这和真正的关心，只有一种非常薄弱的表面相似性)，甚至连这一丁点假装的尊重，也通常会因为最轻微的冒犯失礼或最琐细的利益冲突而完全消失不见。

在法国和英国，男孩子在离家很远的大型学校接受教育，年轻人在离家很远的大学院接受教育，年轻的淑女在离家很远的女修道院和寄宿学校接受教育，似乎已经在中上流社会阶层中，使家庭伦常，从而也使家庭幸福，遭到最根本的伤害。[13]你想教你的儿女们孝顺他们的父母，友爱他们的兄弟姐妹吗？那就把他们安置在不得不成为孝顺的儿子，不得不成为亲切友爱的兄弟姐妹的环境中，亦即，就在你自己家里教育他们吧。他们也许可以每天从他们父母亲住的房子出门到公学校上课，如果这么做是恰当而且有益的话。但是，千万一定要让他们住在家里。这样，对你的尊敬，必定总是会对他们的行为产生某种非常有用的约束；而你对他们的尊重，对你产生的约束，经常也并非毫无用处。无疑，任何可能从所谓学校教育学到的东西，都不可能弥补那几乎一定且必然被它丧失掉的东西于万一。家庭教育是自然女神的设置，而学校教育则是人为的设计。哪一种教育可能是最有智慧的？答案是什么，无疑不待多言。

在某些悲剧和传奇故事中，我们看到许多温馨动人的场景或段落，建立在所谓血缘的力量上，或者说，建立在近亲们在他们知道他们有任何这方面的关联之前，被认为对于彼此应当会怀有的那种奇妙的亲切感。然而，这种血缘的力量，恐怕只存在于那些悲剧和传奇故事之中。甚至在悲剧和传奇故事中，它也从未被认为会出现在任何亲属关系上，除非是那些自然应当在同一家庭里被养育长大的亲属间，亦即，除非是在父母与儿女间，或是在兄弟姐妹之间。要是认为在堂(表)兄弟姐妹间，或甚至在伯母、叔母、姑妈、姨妈或伯父、叔父、姑丈、姨丈和侄子或侄女间也会有任何这种神秘的亲切感，那肯定就太荒唐无稽了。

在(狩猎、游牧与农耕等人民生活大体上自给自足的)乡村国家里，以及在所有法律权威单独不足以使每一位国民享有充分安全的国家里，同一家族中所有不同的支系通常选择住在彼此邻近的地方。他们的联合，经常是他们共同的安全防卫所必要的。他们每一个人，从地位最高贵的到地位最卑下的，对于彼此都或多或少有些重要性。他们的和谐相好，会使他们必要的联合更加坚强；他们的倾轧不和，总是会减弱甚至也许会摧毁这必要的联合。他们彼此之间的交往，比他们和任何其他部族成员的交往更为密切。同一部族中，即使是关系最远的成员们，也仍可主张他们彼此有某些关联，因此，在其他一切情况都相同时，他们有理由期待获得比那些不敢有这种主张的人该得的较为显著的特殊照顾。距今不远的年代里，在苏格兰高地地区，宗族的首领向来认为他那一族里最穷的人是他的堂(表)兄弟或亲戚。鞑靼人、阿拉伯人、土库曼人(Turkomans)，据说也有同样广泛关照亲属的情形。我相信，其他民族对于亲属的关照，如果他们的社会状态接近苏格兰高地族在大约是本(18)世纪初的那种状态，也应该会有类似的情形。

在商业发达国家，法律权威随时完全足以保障甚至是地位最卑贱的国民。同一家族的子孙们，由于没有这种共同防卫的动机相聚在一起，自然会追随个人的利益或兴趣而各自分开，散居到各地。他们很快不再对彼此有什么重要性。在经过两三代以后，他们不仅完全失去彼此的关心，而且也完全不记得他们的共同来源，完全不记得他们的祖先之间有什么关联。在每一个商业化国家，随着这种文明状态被建立得越久、越完善，人们对远亲的关心会变得越来越淡薄。英格兰的商业文明建立得比苏格兰久，也比较完善，因此，远亲在苏格兰比在英格兰更受重视，虽然在这方面两国的差异正一天天变得越来越小。没错，在每一个国家，显赫的权贵们总是自豪地记住并且承认他们彼此之间的关联，不管这关联是多么的遥远。把显赫的亲戚记在心里，对于他们每一个人的家族自尊很有一些逢迎吹捧的功效。这种记忆所以被这么小心周到地保存下来，既不是出于亲情，也不是出于任何类似亲情的东西，而是出于所有自负的虚荣当中最轻浮也最童騃的那一种。倘使有某个身份比较卑微，但也许血缘显然比较接近的族人，斗胆地向这些大人物们提起他和他们的家族关系，他们几乎一定会告诉他，说他们是拙劣的宗谱专家，对自己的家族历史所知少得可怜。我们恐怕不可指望，所谓自然的亲情，在那种阶层的人物身上会有任何不比寻常的扩展发达。

我认为，所谓自然的亲情，比较是父子之间情义相连的结果，而非他们所谓血脉相连的产物。没错，一个忌妒的丈夫，尽管和那孩子在情义上相连，尽管那孩子一直在他自家里接受养育，如果他认为那孩子是他的妻子不忠的产物，也经常会以憎恨与厌恶的态度对待那个不幸的孩子。那孩子是一段最令人难堪的外遇经验的永久纪念物，标志着他自身的耻辱和他家族的不名誉。

彼此包容适应的必要或便利，经常会在心地善良的人们中间产生一种友谊，这种友谊，和生来就在同一家庭里生活的那些人中间发展出来的友谊并无二致。办公室里的同事，生意上的合伙人，彼此称兄道弟，而事实上，他们也经常觉得彼此仿佛是真兄弟。他们的心意相通、和睦共处，对于他们每一个人都很有好处，而且，如果他们是相当有理性的人，他们自然也愿意彼此和睦妥协。我们期待他们这么做，而他们的龃龉不和，则是一桩小丑闻。古代罗马人以“necessitudo”这个字表达这种依恋的情感。这个字，从语源学的观点来说，似乎意指这种情感是迫于处境的必要(necessity)而发展出来的。

甚至像住在同一邻里这样微不足道的情况，也多少会有同一种效果。对于一个我们天天看到的人，我们会尊重他的面子，如果他从未得罪过我们。邻居们可以为彼此带来方便，但也可以为彼此带来麻烦。如果他们算得上是好人，他们自然会有彼此妥协的意愿。我们期待他们和睦共处，而与邻居争斗交恶，则是一种很不好的性格。因此，有一些小帮忙，普遍被认为，在我们提供给任何与我们没有这种关系的人之前，应该先提供给我们的邻居。

这种自然的情感包容与同化倾向，亦即我们这种自然的倾向于尽可能使我们自己的意见、原则与感情，和我们在我们必须经常与其共处交往的那些人身上看到的那些根深蒂固的意见、原则与感情，尽量相容乃至相同，是导致“近朱者赤与近墨者黑”这两种效应的原因。一个经常和一些有智慧与有美德的人交往的人，即使他本人没变成有智慧或有美德的人，至少也会禁不住对智慧与美德怀有一定的敬意；一个经常和一些浪荡堕落的人交往的人，即使他本人没变得浪荡堕落，至少也必定会很快失去他对浪荡堕落的行为原先感觉到的一切厌恶。家族性格的相似性，我们常常看到这种相似性被连续传递了好几个世代，也许有一部分是由于此一倾向，此一使我们自己和我们必须经常与其共处交往的那些人融合同化的情感倾向。不过，家族性格，就像家族容貌那样，似乎也有一部分是由于血脉相连的缘故，而不完全是由于情义相连的缘故。至于家族容貌的相似性，无疑完全是由于血脉相连的缘故。

但是，在对某一个人的各种依恋当中，那种完全基于尊敬与赞许他的品行善良，并且通过长期结识与许多经验而更加坚固的依恋，显然是最为高尚的。这种友谊，不是起于某种勉强的同情，不是起于某种为了方便与妥协的缘故而刻意装出，久而久之变成习惯的同情；而是起于一种自然的同情，起于一种不由自主的感觉，觉得被我们所依恋的那些人是尊敬与赞许的自然适当对象。这种友谊只可能存在于品格高尚的人们当中。只有品格高尚的人，才能够对彼此的品行感觉到一种完全的信赖，这种信赖使他们能够随时放心相信他们绝不可能彼此冒犯或被冒犯。恶行总是反复无常的，唯有美德是恒常有规则、守纪律的。以珍爱美德为基础的依恋，正因为它无疑是各种依恋中最高尚的，所以，它同样也是最幸福的，以及最为持久与坚固的。这种友谊，无须局限在单一个人身上，而是可以放心地拥抱所有那些与我们长期亲近相熟，并因此对于他们的智慧与美德能够完全信赖的人。有些人把友谊局限在两个人身上。他们似乎混淆了友谊的智慧信赖和爱情的愚蠢妒忌。年轻人那种仓促、沉迷与愚蠢的亲密关系，通常建立在某种脆弱的、与高尚的行为完全无关的性格相似性上，也许是建立在他们嗜好相同的研究、相同的娱乐、相同的消遣，或建立在他们一致赞许某一奇特、通常不被人采纳的原则或意见上。因奇想突发而开始，也因奇想突发而结束的那些亲密关系，不管它们在持续期间表面上是多么的和乐愉快，绝不配拥有神圣庄严的友谊之名。

然而，在所有被自然女神指出来等候我们特别给予帮忙的那些人当中，似乎不会有什么人，比我们已经领受其恩惠的那些人更应当得到我们的帮忙[14]。为了使人类适合互相亲切帮忙，因为这对他们的幸福是如此的有必要，自然女神在塑造人性时，使每一个人成为他自己曾经亲切帮过的那些人特别亲切帮忙的对象。即使他们的谢意未必和他的恩惠相称，不过，他应受奖赏的感觉，亦即公正的旁观者所感到的那种同情的感激，将总是和他的恩惠相称。对于受惠者忘恩负义的卑劣作风，旁观者普遍的义愤，有时候甚至会普遍提高施惠者应受奖赏的感觉。仁慈的人绝不会完全失去他的仁慈所结的果实，即使他未必可以在他应当可以采集到果实的那些人身上采集到果实，他也几乎一定可以从他人身上采集到，而且往往还要多十倍呢。亲切仁慈必然会生出亲切仁慈。如果为我们的同胞所爱，是我们的雄心壮志所追求的伟大目标，那么，达成此一目标的最确实可靠的办法，就是以我们的行动证明我们真心爱我们的同胞。

在那些因为他们和我们的亲戚关系，或者因为他们个人的品德，或者因为他们过去的帮忙，而被自然女神托付给我们帮忙照顾的人之后，紧接着被她指出来的那些人，没错，确实不是要等候我们的友谊相助，而是要等候我们的仁慈注意和善心帮忙。那些人因他们的处境非比寻常而受到特别的注意，他们是非常幸运的和非常不幸运的人，是有钱有势的人和贫穷可怜的人。社会阶级的差别[15]，以及社会的和平与秩序，大部分是以我们对有钱有势者自然会怀有的那种尊敬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16]。救助与慰藉人间苦难，则完全仰赖我们对贫穷与不幸者的怜悯与同情。社会的和平与秩序，甚至被自然女神认为比救助贫穷与不幸更为重要。[17]因此，我们对权贵人士的尊敬，极易失之太过；我们对贫穷不幸者的同情，极易失之不足。道德家们总是劝勉我们要多一点慈悲与怜悯。他们警告我们不要迷恋权贵。没错，这种迷恋力量是这么的强大，以至于有钱者与有势者常常比有智慧者与有美德者更受尊重。自然女神已经很聪明地判定，社会地位的差别，以及社会的和平与秩序，建立在显而易见的出身与财富差异上要比建立在看不见的、并且时常不确定的智慧与美德差异上更为稳固。绝大部分社会下层群众，即使他们没有什么分辨的眼光，也能够充分看清楚前一种差异，而有智慧与有美德的人，即使拥有明察秋毫的识别能力，有时候也需要费尽千辛万苦才能分辨出后一种差异。在前述所有那些推荐的先后顺序上，自然女神的仁慈智慧，是同样显而易见的。

这里也许无须特别指出，两个或更多个会激起亲切仁慈的原因结合在一起，会加强亲切仁慈的情感。当忌妒心没在作祟时，我们对权贵人士自然会怀有的那种亲切偏爱之情，将会因为他除了权贵之外还拥有智慧与美德而大大增强。倘使有这样的一位权贵，尽管他拥有这样的智慧与美德，却陷入灾难，陷入位尊权重者往往比别人更容易遭遇到的那些危险与困厄中，那么，对他的命运，我们关心的程度肯定会比对一个有相同美德但身份地位比较卑微者的命运深切许多。仁慈善良与宽宏大度的国王或王子遭逢种种灾难，是悲剧和传奇故事中最有趣的主题。如果他们尽力发挥他们的智慧与英勇气概而终于脱离那些灾难，并且完全恢复他们以往的尊贵与安全，我们肯定会禁不住给予他们以最热烈甚至过度的赞美。我们为他们的苦恼所感到的悲伤，我们为他们的成功所感到的喜悦，似乎会结合起来，加强我们对于他们的地位与品格自然会怀有的那种偏心的赞美。

当前述那些不同的行善情感凑巧把我们往不同的方向拉时，要依据任何明确的规则决定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应该顺从某一种情感，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又应该顺从另一种情感，似乎是完全不可能办到的事。在什么情况下，友谊应该对感激让步，或感激应该对友谊让步；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应该按下所有自然的亲情，即便是最强烈的父子亲情，而优先考虑我们上级长官的安全，因为整个社会的安全时常有赖于那些上级长官的安全；又在什么情况下，即使我们允许自然的亲情胜过对上级长官的安全顾虑，也不会有什么不合宜。这些必须完全留给我们心里面的那个人，那个存在于想象中的公正的旁观者，那个裁判我们的行为对错的伟大判官与裁决者来决定。如果我们把我们自己完全摆在他的立场上，如果我们真的用他的眼睛来看待我们自己，就像他实际看待我们那样，并且用心虔诚地倾听他对我们的建议，那么，他的声音绝不致欺骗我们。我们将不需要仰赖任何决疑学的规则来引导我们的行为。[18]这些规则要适应情况、性格与立场上所有不同的细微差异和变化，亦即，要适应各种虽然不是完全无法察觉，但由于它们的微妙与纤细往往完全无法明确界定的差异和分别，经常是不可能办到的。在伏尔泰所编的《中国的孤儿》[19]那一部感人的悲剧中，当我们钦佩札姆蒂(Zamti)的宽宏大度时(因为他愿意牺牲他自己儿子的性命，以保全他昔日所效忠的君主和所服侍的主人家族唯一幸存的弱小孑遗)，我们不仅原谅，而且也爱上艾达美(Idame)那种心软的母性慈悲，虽然她为了从鞑靼人的魔掌中赎回她那被刻意送入虎口的婴儿时，险些泄露了她丈夫的重要秘密。

第二节 论自然女神按何种顺序把哪些社会团体托付给我们帮助

指导哪些个人依何种先后顺序被托付给我们善行照顾的那些原则，也同样指导各种社会团体被托付给我们善行照顾的先后顺序。首先且主要被托付给我们善行照顾的，是我们的善行对它们极为重要，或也许极为重要的那些团体。

我们在其中出生，在其中受教养，并且一直在其保护下生活的国家或主权国，一般来说，是我们的行善或为恶，对于其幸福或悲惨能够有什么显著影响的社会团体中最伟大的那一个。因此，它是极力被自然女神推荐给我们关心的社会团体，或者说，它是我们天生最在意的社会团体。不仅我们自己，而且所有让我们感到最亲切的对象，我们的子女、我们的父母、我们的亲戚、我们的朋友、我们的恩人，所有我们最喜爱与最尊敬的那些人，通常都包含在这个团体中，并且他们的幸福与安全也多少有赖于这个团体的幸福与安全。所以，它自然为我们所钟爱，不仅基于我们所有自私的情感，也基于我们所有私人的情谊。鉴于我们自己和它的连接，它的幸福与光荣似乎为我们自己带来某种光彩。当我们拿它和其他同类团体相比时，我们会以它的优越为荣，如果它在任何方面不如它们，我们多少会感到屈辱。所有它在昔日产生过的著名人物(这里所以仅限于昔日产生的，是因为，对于我们自己当代的那些著名人物，忌妒的心理有时候也许会使我们有一点点讨厌他们)，包括它的勇士、它的政治家、它的诗人、它的哲学家，以及各种作家与文人，我们倾向以最偏心赞美的眼光看待他们，并且(有时候非常不公正地)把他们排在其他一切国家所产生的那些人物之上。一个爱国者，若为了国家的安全，或甚至只为了国家的虚荣而牺牲他的性命，他的行为会被认为极端正确合宜。他好像以公正的旁观者自然且必然会采取的那种眼光在看待他自己，把自己视为不过是广大群众中的一分子，在那公正的判官的眼中不见得比其他任何分子更为重要，反而有义务随时为了比较多分子的安全、便利，或甚至虚名而牺牲与奉献他自己。但是，虽然这牺牲看起来是这么完全的正当与合宜，我们却知道，要做出这牺牲是多么的困难，以及能够做出这牺牲的人是多么的少。所以，他的行为，不仅激起我们全心全意的赞许，也激起我们至高的惊奇与钦佩，并且似乎值得最了不起的美德应得的一切赞美。相反，一个叛国者，一个在某一特殊的处境中自以为能够借由出卖他祖国的利益给祖国的敌人，以增进他自己渺小的个人利益的人，一个完全不顾他心里面的那个人的判断，而在这方面这么可耻且这么卑鄙地牺牲所有和他有所关联的众人的利益，独厚他自己个人的人，则被认为是所有恶棍中最可憎的恶棍。

对我们自己国家的爱，常常使我们倾向怀着最为恶意的嫉妒与猜忌的心理，看待任何邻国的兴隆与壮大。各自独立但相互毗邻的国家，由于没有共同的上级机关来裁决它们的争议，全都时时刻刻处在彼此恐惧与彼此怀疑的环境中。每一个君主，由于不指望从他的邻国得到多少公正的对待，也倾向以同样少的公正回报他的邻国。对于国际法的顾虑，或者说，对于某些独立国家宣称或自以为它们自己有义务，在它们彼此的交往中遵守的那些规则的尊重，往往和纯粹的装腔作势没有什么两样。我们天天看到那些规则，只因人类为了争夺一丁点儿利益，或受到一丁点儿挑衅便被规避，或者被直接违背，而人类却完全不觉得羞耻或难为情。每一个国家仿佛都可以在任何它的一个邻国逐渐增强壮大的力量中，预见它自己将被征服的命运；卑鄙的国家歧视原则，往往建立在高贵的爱国情操之上。大加图(the elder Cato)[20]每次在罗马元老院演讲，不管主题是什么，据说终了时总会来上一句,“我还是认为迦太基[21]应该被毁灭”；一颗强壮但粗糙的心，在被激怒到几乎发狂时，自然会以这样诅咒那个使他自己的国家如此深受伤害的外国，来表达他那野蛮的爱国情操。西庇阿·纳西加(Scipio Nasica)[22]用来结束他的每一次演讲的句子，听说是比较仁慈的“我还是认为迦太基不应该被毁灭”。这是一个心胸比较开阔文明的人，一个甚至对宿敌的繁荣兴盛在这宿敌已经被削弱至对罗马不再有什么威胁时不觉得反感的人才会有的慷慨言词。法国与英国也许各自都有一些理由害怕对方的海军和陆军的力量增强，但是，就它们任何一国来说，嫉妒对方国内的幸福与兴旺，嫉妒对方的土地栽培优良、各种制造业进步、商业发达、港口与码头繁多且安全、人民在所有文科艺术与学问方面样样精通，无疑有损它们两个这样伟大的国家自身的尊严。这些方面的进步改良，全都真正改善了我们生活所在的这个世界。人类因之而受益，人性也因之而更显高贵。在这些进步改良上，每一个国家，不仅应该各自努力企图超越群伦，而且基于对全人类的爱，也应该促进而非阻挠它的邻国力争上游。这些进步改良全都是各个国家彼此竞相仿效，而不是各个国家彼此歧视或妒忌的适当对象。

对我们自己国家的爱，似乎不是源自于对全人类的爱。前一种感情，和后一种感情完全不相干，而且前者似乎有时候甚至会使我们倾向做出违背后者的举动。法国的人口也许接近英国人口的三倍，所以，在包含全人类的伟大社会中，法国的繁荣成功应该被认为是一个远比英国的繁荣成功更为重要的目标。然而，倘使有哪一位英国国民，基于那个理由，竟然在所有场合重视法国的繁荣成功甚于重视英国的繁荣成功，那他肯定不会被认为是一个好的英国公民。我们爱我们的国家，并非把它当作只不过是全人类社会的一部分来爱，我们是因为它本身的缘故而爱它，和任何有关全人类社会的考量完全不相干。设计出人类情感系统，以及其他每一部分天性系统的那个智慧似乎认为，要增进全人类社会的利益，最好的办法是把每一个人的主要注意力导向全人类社会中的某一特定部分，这部分不仅最在他的能力范围内，也最在他的理解范围内。

国家歧视与憎恨很少延伸至邻近的国家之外。我们或许会非常懦弱愚蠢地称法国人为我们的天敌，而他们或许也会同样懦弱愚蠢地认为我们是他们的天敌。但是，不论是他们，或是我们，对于中国或日本的繁荣兴盛，都不会怀有任何嫉妒的心理。然而，对这样遥远的国家，我们的善意也很少有可能发挥什么了不起的作用。

被发挥出来时通常会有些大用的公益心，而且对象也最为广泛的，是某些政治家的那种公益心，他们为相邻或相距不是很远的国家筹划并组成同盟，以便在他们所折冲的国际势力范围内保持所谓的权力平衡，或保持普遍的国际和平与宁静。然而，那些筹划与执行这种盟约的政治家们实际所图的，除了他们各自国家的利益之外，很少有什么别的目的。是的，有时候他们的心胸确实比较宽广些。(根据德利兹枢机主教看法[23]，这是一个不会过分轻易相信他人有美德的人)法国参与孟斯德(Munster)条约[24]谈判的全权代表阿沃伯爵[25]，愿意牺牲他的生命，以便透过该条约恢复欧洲普遍的和平。威廉国王[26]似乎怀有一股真正的热情，很希望看到欧洲大部分的主权国家保持自由与独立。这股热情也许受到他特别讨厌的法国的很大的刺激，而当时法国恰好是那种自由与独立的主要威胁。此一仇视法国心态，有一部分似乎传给了安妮女王[27]的第一任内阁。

每一个主权国家，内部都分成许多不同的社会阶级与团体，各自有其特殊的权力、特权与豁免权。每一个人对自己的那一个阶级或团体的喜爱，自然甚于其他任何阶级或团体。他自己的利益，他自己的虚荣，他的许多朋友和伙伴们的利益与虚荣，通常和他所属的那个阶级或团体有很密切的关系。他自然热衷于扩张他自己的那一个阶级或团体的特权与豁免权；他自然热衷于保卫那些权利免受其他任何阶级或团体的侵犯。

就任何国家来说，所谓它的政体(constitution)，乃取决于它内部被分成哪些不同的社会阶级与团体，以及那些阶级与团体被分配到哪些个别的权力、特权与豁免权。

它那个政体的稳定性，取决于每一个别阶级或团体维护它自己的那些权力、特权与豁免权免受其他每一阶级或团体侵犯的能力。每当有任何它的从属部分的身份与地位，相对于其他从属部分的身份与地位被抬高或压低时，它那个政体必然多少会有些改变。

所有那些不同的阶级与团体都依存于那个让它们获得安全与保障的国家。它们全都从属于那个国家，并且全都只在对那个国家的繁荣与保全有所裨益的从属关系中获得安顿与确立。每一个阶级或团体中最偏心的成员也承认这是事实。然而，往往却很难说服他相信，国家的繁荣与保全需要他自己的那个阶级或团体在权力、特权与豁免权方面多少作出一些让步。这种偏颇的心态，虽然有时候也许是不公正的，却不见得因此便一无是处。它制止创新的精神。它倾向于保存一国内部各个阶级与团体之间那个已经确立的平衡，虽然有时候它像似妨碍政体进行一些在当时也许是很流行且很受欢迎的改革，然而，它实际上却有助于整个国家体制的稳定与永存。

在普通场合，我们的爱国心，似乎含有两种不同的情操：其一是，对那个已实际确立的政体或统治形态怀有一定程度的尊敬；其二是，真心渴望尽我们所能使我们同胞过着安全、体面与幸福的生活。不愿意尊重法律，也不愿意服从民政长官的人，不是一个公民；而不愿意尽他所能增进他的同胞们的全体福祉的人，则无疑不是一个好公民。

在和平宁静的日子里，那两种情操通常并行不悖，导向同一行为。要维持我们同胞的生活安全、体面与幸福，最方便划算的方法，似乎显然是支持已经确立的政体，而这个政体要让我们看到它实际上可使他们得以继续过着安全、体面与幸福的生活。但是，在人民怨声载道、党派争斗不已与社会混乱时，那两种不同的情操也许是拉往不同的方向，而甚至智者也会被搅得倾向于认为，那个就其现状而言显然已无法维持公共安宁的政体或统治形态，必须进行某些改革。然而，在这样的场合，一个真正的爱国者，要判断什么时候他应该支持并且尽力重建旧体制的权威，以及什么时候他应该对比较大胆但往往也比较危险的创新精神让步，也许常常需要他发挥最高的政治智慧。

国外战争与国内党争是爱国心的两个最佳展现时机。在与外国的战争中，报效国家取得胜利的英雄，满足了全国人民的希望，因此是全国人民感激与赞美的对象。在国内党派倾轧不和时，彼此争斗的那些党派的领袖们，即使受到他们的一半同胞赞美，通常也会受另一半同胞诅咒。他们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们个别贡献的价值，通常显得比较含糊与可疑。因此，那种因国外战争而取得的光荣，几乎总是比那种能够在国内党争中取得的光荣，更为纯正地道，也更为灿烂耀眼。

然而，党争胜利的那一派的领袖，如果他有足够的权威说服他自己的那一派党徒以行动展现适度的容忍与节制(他时常不会有这样的权威)，那么，他有时候可以为他的国家提供一项远比最伟大的战争胜利和最广袤的领土征服更为根本，也更为重要的服务。他可以重建并且改善政体，他可以摇身一变，从扮演某一党派的领袖那样非常可疑与暧昧的角色，变成扮演所有角色中那最伟大与最高贵的角色，亦即，扮演某一伟大的国家的改革者与立法者，并且，以暗藏在那些被他建立起来的制度里的智慧，在他身后连续许多世代，确保国家内部的平静和同胞们的幸福。

在内讧的喧嚣混乱中，某种热衷主义或理论体系的精神(spirit of system)[28]很容易主动和那种以博爱为基础，以真正关怀同情我们的某些同胞可能遭遇到的种种不便与困苦为基础的爱国心搅和在一起。这种热衷主义的精神通常会凌驾那种比较温和的爱国心，主导后者的动向；总是会鼓舞它，常常会把它煽动到甚至疯狂着迷的地步。心怀不满的那一派党徒的领袖们，很少不会提出某一看似可行的改革计划，他们会宣称，这计划不仅将消除与缓和目前被大家抱怨的种种不便与困苦，而且也将永远杜绝任何类似的不便与困苦复发的可能性。因此，他们常常主张重新塑造政体，主张在某些最根本的部分改变原来的政治体系，尽管在那个体系统治下，一个伟大帝国的子民们，也许在前后连续好几个世纪的时间内，曾经享有和平、安全，甚至光荣。绝大部分的该派党徒，虽然对此一理想的体系全无经验，不过，由于它被他们的领袖们极尽其能言善道的本事描绘得五彩缤纷、令人眼花缭乱，因此，他们通常会沉迷陶醉于它那虚构的美丽。至于那些领袖们本身，虽然他们起初可能除了自我夸大之外没有别的意思，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却终于成为他们自己的诡辩的受骗者，变得和他们的追随者当中那些最软弱与最愚蠢的人一样，醉心渴望实现这个伟大的改革。即使那些领袖们保持他们自己头脑的清醒，免于这种狂热，而他们通常也的确是这样清醒，然而，他们却未必胆敢辜负他们的追随者的期待；反而常常不得不违背他们自己的原则与良心，做出仿佛他们也受到同一错觉迷惑的举动。该党派拒绝所有暂时舒缓的办法、所有折中调节的方案、所有合理的和解调停，这样激越的行为，由于要求得太多，反而常常什么都得不到；而那些原本只要稍加调节修正或许便可被大部分消除与舒缓的种种不便与困苦，则依旧被留下来，完全没有什么补救的希望。

完全是由博爱与仁慈唤起爱国心的人，对于个人的既得权力与特权，甚至也会给予尊重，而对于国家所构成的那些主要阶级与团体的既得权力与特权，他所给予的尊重就更多了。即使他觉得某些既得权力与特权多少被滥用了，他也将使自己满意于舒缓那些如果没使出巨大的暴力便往往无法消灭的滥权行为。当他无法以道理和劝诱征服那些根深蒂固在人们心中的偏见时，他将不会企图以暴力使他们屈服，而是会虔诚地遵守那一则被西塞罗(Cicero)公正地称为神圣的柏拉图箴言：绝不对他的国家使用暴力，就像绝不对他的父母使用暴力那样。他将使他的各种治理国家的安排尽可能适应国人各种根深蒂固的习惯与偏见；他也将尽可能补救因为欠缺国人讨厌服从的那些管制规定而可能产生的种种不便。当他无法建立正确的体制时，他将不会以改良错误的体制为耻，反而会像梭伦(Solon)[29]那样，当他无法建立最好的法律体系时，他将致力于建立他的国人所能容忍的最好的法律体系。

相反，热衷主义或理论体系的人，往往自以为很聪明。他往往十分醉心于他自己的那一套理想的政治计划所虚构的美丽，以致无法容忍现实和那一套理想的任何部分有一丝一毫的偏离。他埋头苦干，一心只想把那套理想的制度全部完完整整地建立起来，完全不顾各种巨大的利益或顽强的偏见可能会起来反对该套制度。他似乎以为，他能够像下棋的手在安排棋盘上的每颗棋子那样，轻而易举地安排一个大社会里的各个成员。他没想到，棋盘上的那些棋子，除了下棋的手强迫它们接受的那个移动原则之外，没有别的移动原则。但是，在人类社会这个巨大的棋盘上，每一颗棋子都有它自己的移动原则，完全不同于立法机关或许会选择强迫它接受的那个原则。如果那两个原则的运动方向刚好一致，人类社会这盘棋，将会进行得既顺畅又和谐，并且很可能会是一盘快乐与成功的棋。但是，如果那两个原则的运动方向恰好相反或不同，那么，人类社会这盘棋将会进行得很凄惨，而那个社会也就必定时时刻刻处在极度混乱中。

某种概括性的，或甚至是系统性的，关于什么是尽善尽美的政策与法律体制的理念，对于引导政治家的思想与见解无疑是必要的。但是，一个政治人物，如果坚持建立，而且是坚持立刻建立，且不顾一切反对地建立那个理念似乎要求做到的每一样事物，那他必定常常是自大傲慢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这样的坚持，等于是要把他自己的判断树立为是非对错的最高标准；等于是自以为他自己是全国唯一聪明且值得尊敬的人；等于是自以为他的同胞们全都应该委屈他们自己来配合他，而不是他应该配合他们。正因为如此，所以，在所有政治理论家当中，主权国的君主们显然最具危险性。这样子的傲慢自大，对他们来说，是极其稀松平常的事。他们绝不会怀疑自己的判断具有无比的优越性。所以，当这些傲慢高贵的改革者纾尊降贵，沉思默察那个被托付给他们治理的国家的政体时，他们很少看到其中有什么不对劲的事物，比得上有时候也许会反对他们的意志贯彻实行的一些障碍那样的不顺眼。他们不会把柏拉图所提的那一则神圣箴言放在眼里，并且会认为国家是为他们而设，而非他们自己是为国家而设。所以，他们的改革行动的最大目标，便是要消除那些障碍；便是要削弱贵族阶级的权威；便是要拿走各个城市与省份的特权，以及要使国内最伟大的那些个人和最有势力的那些阶级团体，变得和那些最软弱的与最无足轻重的个人与团体一样，无力反抗他们的命令。

第三节 论博爱

虽然我们的有效善行，很少可能延伸至任何比我们自己的国家更广阔的社会，但我们的善意，却没有任何范围的限制，可以包含整个无限的宇宙。我们无法想象任何清白无辜且有感觉的生命，他的幸福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或者对于他的不幸，在我们深刻清楚地想象这不幸的时候，我们是不会觉得有些反感的。没错，想到某个虽然有感觉但为非作歹的生命，自然会激起我们的憎恶，但是在这场合，我们的那股恶意，其实是我们博爱的心肠在发挥作用。那股针对他的恶意来自于某种同情，来自于我们对其他某些清白无辜且有感觉的生命的不幸与怨恨所感到的同情，那些生命的幸福遭到他蓄意的破坏。

这种博爱的心肠，不论是多么的高尚与宽大恢宏，对任何人来说，很可能是一个使他无法真正快乐起来的原因，如果他没有彻底坚定地相信，全世界所有居民，不管是最卑贱的或最高贵的，全都受到指挥一切自然活动的那个伟大、仁慈与全知的神直接的照顾与保护；并且相信，这个伟大的神决意以其自身各种永远不变的完美无瑕的才艺，随时在这世界上维持最大可能的幸福量。相反，对这种博爱的心肠来说，怀疑这世界也许没有天父的垂爱关注，必定是所有沉思中最令人感伤忧郁的，因为他想到在这庞大无比与无限的宇宙中，所有未被他发觉的地方，除了充满无穷无尽的不幸与悲惨之外，没有别的好事。极端幸运成功的所有光芒，也绝不可能照亮如此可怕的想法必然会盖在他心头上的那一层忧郁的阴影。然而，在一个贤明有德的人身上，最折磨人的逆境中的一切悲伤难过，也绝不可能使那种必然会从他那习惯且彻底坚信相反的想法为真的信念中涌现的喜悦完全枯竭。

贤明有德的人随时都不会反对他自己的私人利益被牺牲掉，以成全他自己所属的那一个阶级或团体的公共利益。他也随时都不会反对，此一阶级或团体的利益被牺牲掉，以成全它在其中不过是一个次要部分的那个国家或主权国的更大利益。所以，他同样也不会反对，所有那些比较次要的利益被牺牲掉，让全世界获得更大的利益，亦即，成全那个包含一切有感觉与有理性的生命，并且由神亲自管理与指挥的伟大社会的利益。如果他习惯且彻底坚定地相信，这个仁慈与全知的神，绝不可能容许受他指挥治理的那个体系发生任何不是为了全体的善而必需的局部的恶，那么，他必定会把所有可能临到他自身，临到他的朋友们，临到他所属的社会团体，或临到他的国家的那些不幸，看作是为了全世界的繁荣幸福所必需的，因此，不仅是他应该认命顺从的，而且也是他自己，如果他事先知道所有事物的相互依存关系的话，原本应该诚心诚意地希望发生的。

对伟大的宇宙主宰的意志怀着这么宽大恢宏的认命顺从，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似乎并未超出人性所及的范围。优秀的士兵们既爱戴又信赖他们的将军，在迈向那种他们绝不期待生还的孤立无援的岗位时所展现的神态，常常比迈向某种既没有困难也没有危险的岗位时更为快活与敏捷。在迈向后一种岗位时，除了平常出任务时那种单调乏味的感觉，他们感觉不到其他的情感；在迈向前一种岗位时，他们觉得正在做人类所可能作出的最高贵的努力。他们知道他们的将军肯定不会命令他们迈向这样的岗位，如果这不是整个军队的安全或战争的胜利所必需的话。他们兴致勃勃地牺牲自己渺小的身体，以成全一个较大的身体的幸福与兴隆。他们情深意切地和他们的同志们诀别，诚挚地祝福同志们一切幸福顺遂；然后，不仅甘心顺从地，而且常常发出最欢欣鼓舞的呼喊声，大步迈向他们被指派前往的那个致命的但也是辉煌荣耀的岗位。但是，不会有任何军队的指挥官，比指挥宇宙的那个伟大的主宰，值得更多无限的信赖，或值得更热烈与更热诚的挚爱。当遇上最大的公共或私人灾难时，一个贤明的人应该认为，他本身，或他的朋友们，或他的同胞们，只不过是被神安排在宇宙中这个悲惨绝望的位置上；他应该认为，如果不是为了整体的善而有必要如此的话，他们就不会受到这样的安排；他应该认为，他们应尽的义务，不仅是应该谦卑地甘心顺从此一命运的安排，而且也应该尽力敏捷愉快地拥抱此一命运的安排。一个贤明的人无疑应当能够做到一个优秀的士兵随时准备做到的事情。

相信神存在，并且相信他的仁慈与智慧，自亘古以来就一直这么设计与指挥着宇宙这部庞大无比的机器，以便不管在什么时候都产生最大可能的幸福量。这样的信念，无疑是所有人类冥想的课题中显然最为庄严崇高的那个。其他每一个冥想课题和它相比，必然显得猥琐卑鄙。一个被我们认为主要是从事这种崇高的冥想工作的人，极少可能不是我们至为尊敬的对象；即使他的一生完全投注在冥想上，我们也常常会怀着某种宗教般的虔敬看待他，这种尊敬，甚至比我们看待最主动积极且对全体国民最有用的公仆时所怀抱的那种敬意，还高出许多。马卡斯·安东尼纳斯(Marcus Antoninus)[30]的《沉思录》，由于主要在思索这个课题，对于他的品格之所以普遍受到赞美，也许比他公正、慈悲与仁爱的统治所留下来的各种事务处理纪录全部加起来，还更有贡献。

然而，管理宇宙这个伟大的体系的运作，以及照料一切有理性有感觉的生命，让他们普遍获得幸福，是神的工作，而不是人的工作。人被分派到一个比较卑微的工作部门，一个和他力量薄弱的程度以及理解范围狭隘的程度显然比较相配的工作部门；那就是照料他自己的幸福，以及照料他的家人、他的朋友和他的国家的幸福；忙于冥想那个比较崇高的课题，绝不是一个理由可以辩解他对那个比较卑微的分内工作的疏忽；他不可以使自己受到阿维迪乌斯·卡西乌斯(Avidius Cassius)[31]据说曾经对马卡斯·安东尼纳斯提出的，也许不是公平的指控：指控他说，当他忙于哲学上的思索，并冥想宇宙的繁荣时，他忽略了罗马帝国的繁荣。爱好沉思的哲学家，他的空想，无论怎样崇高，也不太可能在最轻微的现实责任方面弥补他的任何疏忽。